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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義光作品《毛澤東智慧通鑒》節選：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之確立（1）

“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穿越硝煙，血火淬煉。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后，中國革命面臨諸多前所未有的難題。在不同歷史時期，毛澤東始終立足中國實際，從農民、農村、武裝斗爭、獨立自主等根本問題出發，實事求是提出一整套符合中國國情的革命理論，然而卻屢遭忽視、壓制乃至批判。每一次錯誤路線的主導——無論是陳獨秀的妥協、瞿秋白的盲動、李立三的冒險，還是王明的教條、張國燾的分裂——都以數萬計的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犧牲、根據地喪失、革命力量遭重創為代價。

歷史洪流難掩真理之光，1945年4月，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毛澤東同志從他進入中國革命事業的第一天起，就著重于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以從事于對中國社會實際情況的調查研究，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尤其再三再四地強調了‘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真理，再三再四地反對了教條主義和主觀主義的危害。”

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著重指出：二十四年來（1921-1945年）中國革命的實踐證明了，并且還在證明著，毛澤東同志所代表的我們黨和全國廣大人民的奮斗方向是完全正確的。《決議》指出“到了今天，全黨已經空前一致地認識了毛澤東同志的路線的正確性，空前自覺地團結在毛澤東的旗幟下了。”這是中國共產黨在長期奮斗中產生的最寶貴財富。

同年4-6月，中共七大召開，將“毛澤東思想”正式寫入黨章，確立為全黨“一切工作的指針”。毛澤東思想的確立，不是口號，而是鮮血、實踐與歷史的選擇，這正是其“戰無不勝”之根本所在。

大革命時期：革命依靠力量的分歧與實踐檢驗

1923年國共合作啟動后，黨內對革命核心力量的認識出現明顯分歧。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認為，中國革命應依靠資產階級主導，在統一戰線中放棄獨立性，將“合作”等同于“依附”，對國民黨一味遷就、妥協，為大革命失敗埋下致命隱患。

針對這一錯誤傾向，毛澤東于1925年撰寫《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明確提出“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他通過深入調研指出，占全國人口八成以上的農民是最可靠的革命同盟軍，無產階級是領導力量，地主買辦階級則是主要敵人。

敵友不分的惡果立現。1926年3月20日，爆發，蔣介石以“共產黨陰謀奪權”為借口，悍然扣押中山艦艦長、中共黨員李之龍，逮捕艦上中共黨員。危急關頭，毛澤東、周恩來主張立即反擊，要求共產黨人牢牢掌握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的指揮權，堅決遏制蔣介石的反共勢頭。但陳獨秀卻堅持“退讓求團結”，并下令第一軍中的共產黨員全部退出，主動交出來之不易的兵權。蔣介石此舉達到了“一箭三雕”的目的：試探出共產黨的軟弱，為反革命政變做準備；削弱了競爭對手汪精衛的勢力；樹立“反共護黨”形象，獲得國民黨右派和中間派的支持，提升了自己的地位。蔣介石繞過國民黨中央，直接行使軍事獨裁，蓄謀發動“中山艦事件”，“預演”反共奪權，為“四一二”政變埋下伏筆，成為蔣介石登上中國政治舞臺的起點。

1927年3月，毛澤東歷時32天調查，發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提出“貧農是革命先鋒、必須依靠農民推翻封建勢力”等重要觀點，仍然沒有得到陳獨秀的重視。

1926-1927年，國共合作的北伐戰爭節節勝利，共產黨影響力迅速擴大。“中山艦事件”已顯露反共傾向的蔣介石，1927年3月底，在江西、安徽等地開始“清黨”行動，反共傾向日益明顯。此時的共產國際仍對蔣介石抱有幻想，指示中共避免沖突。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陳獨秀希望依靠汪精衛制約蔣介石，于1927年4月5日在上海發表《汪陳聯合宣言》，稱國共兩黨應“開誠合作，如兄弟般親密”。

嚴重右傾、麻痹革命警惕性的“宣言”發表僅7天后，蔣介石秘密勾結帝國主義、上海青幫、資本家，從1927年4月12日凌晨在上海開始“清黨”。隨后蔓延至廣州、廈門、福州、寧波、南京、杭州，直至全國，史稱“四一二大屠殺”。

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當時為國民政府所在地）發動“分共”政變，公開背叛革命，大批共產黨員和左派人士被捕、被殺。“七一五”事變與“四一二”政變共同構成大革命失敗的兩大標志性節點。

由于陳獨秀右傾對“敵友”問題和農民問題沒有重視，對蔣介石一味妥協退讓，對汪精衛本性的嚴重誤判，對突發政變缺乏準備，更沒有掌握軍隊和發動民眾，毫無還擊之力的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一年內遭屠殺達31萬之眾。

土地革命時期：革命道路的爭論與實踐驗證

大革命失敗后，黨內就革命道路選擇產生激烈爭論。毛澤東在八七會議上強調“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

八七會議后，瞿秋白推行共產國際“城市中心論”的“左”傾盲動主義，強令城市武裝暴動。1927年12月11日，張太雷、葉挺、葉劍英等率領工人赤衛隊，發動廣州起義。國民黨軍迅速反撲，英美日等帝國主義軍艦也炮擊廣州。終因寡不敵眾，起義軍僅苦戰三天便失敗，數千名革命志士壯烈犧牲。

毛澤東率領的秋收起義部隊，放棄攻打長沙，奔赴井岡山，創立中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開創“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獨特道路。贛南閩西根據地連成一片，面積達5萬余平方公里，人口250余萬。

為系統闡釋農村革命根據地存在和發展的必要性，1928至1930年間，毛澤東先后撰寫《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井岡山的斗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重要著作，構建起“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理論。

但此時的中央仍被“左”傾所桎梏，對毛澤東開辟的農村革命道路不予認可，嚴厲批評毛澤東的做法是“右傾保守”。1929年初，紅四軍內部認為前敵委員會干預過多，紅四軍臨時軍委書記的劉安恭，更是公開指責毛澤東搞“家長制”，甚至主張取消前委的領導。毛澤東始終堅持：“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絕不是單純打仗的工具。”必須堅持黨的絕對領導，否則革命事業終將功虧一簣。6月，紅四軍“七大”會議上，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未被多數人接受，而落選前委書記。會后，毛澤東被迫離開紅四軍。因缺乏統一的政治引領，部隊思想渙散，在隨后的戰斗中屢屢受挫。

1929年9月由周恩來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九月來信”），明確肯定了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同時要求紅四軍立即召開會議，統一思想，迎回毛澤東主持前委工作。12月，紅四軍“九大”在福建上杭古田村召開，通過了毛澤東主持起草的《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古田會議決議》），“黨指揮槍”的根本原則正式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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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