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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如何引領人民打破千年枷鎖？大家有沒有想過，華夏數千年的剝削枷鎖，為何直到毛澤東同志親手締造的中國共產黨出現，才被真正打破？為何無數勞動人民歷經千年抗爭，直到1949年才真正迎來“換了人間”的新生？今天，看看千年剝削如何壓迫中國人民，看看近代中國的勞動人民，又經歷了怎樣刻骨銘心的苦難。

1840年前，封建帝制余暉下的枷鎖有多沉重？大家不妨思考兩個問題：封建帝制下的剝削枷鎖，為何能綿延兩千余年而難以撼動？歷代農民起義皆以反抗剝削為名，為何只是“改朝換代”，卻終究難逃百姓苦難的循環？答案，就藏在封建剝削制度的本質里。

《老子》有言：“民生之苦，根在上位之貪；天下之安，始于統治之儉。”無論是起于西周初年的周天子分封諸侯、建立宗法等級秩序的封建社會，還是始于秦漢中央集權郡縣制、土地私有、地主經濟、農民依附的封建社會，綿延三千余年，核心本質都是統治階級憑借土地壟斷權，對廣大農民實施殘酷的經濟剝削與政治壓迫。當時的地主階級，或為官僚貴族，或為地方豪強，皆不事耕作卻坐享其成，多者占有數頃（1頃等于100畝）乃至上千頃土地，通過租佃制度役使農民，再以層層苛捐雜稅盤剝，致使農民整年勞作仍難覓溫飽。

這正是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封建時代的剝削本質，就是少數剝削者剝奪廣大勞動者的勞動成果，而這種剝削，一延續就是數千年。

宋元明清以來，封建租佃制度日漸成熟，剝削手段也隨之愈發繁雜苛刻。明代中葉以后，地主與商人、高利貸者相互勾結，形成三位一體的剝削網絡，農民一旦陷入債務泥潭，便難逃田產被奪、賣身為奴的悲慘命運。“世道好，好人多；世道壞，惡人橫”，這句話道盡了當時的社會真相。那大家再想想，康乾時期的繁華表象之下，土地兼并如何一步步將農民推向絕境？封建剝削又為何在此時期愈演愈烈？

“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便是當時最真實的殘酷寫照。乾隆年間，僅湖南一省，地主占有土地就達七成以上，大批農民淪為佃戶，承受著“對半分租”“四六分租”甚至“一九分租”的沉重負擔。除地租外，農民還需繳納田賦、丁稅、契稅、厘金等數十種苛捐雜稅，遇有戰亂，還要承擔各類攤派與徭役，即便豐年也只能勉強糊口，荒年更是流離失所，易子而食的慘劇屢見不鮮。這樣的苦難，是生活在今天的我們難以想象的，而這，就是封建剝削最真實的模樣。

大家要記住，剝削制度絕非僅限于經濟層面，更伴隨著政治上的超經濟強制。地主階級依托封建王朝的權力庇護，私設公堂、豢養爪牙，對農民實施殘酷統治，農民稍有反抗，便會遭到嚴刑峻法的無情鎮壓。而封建王朝也以地主階級為統治根基，通過科舉制度籠絡士人，維系“君為臣綱、父為子綱”的倫理秩序，讓剝削制度代代相傳、根深蒂固。

兩千多年間，農民起義此起彼伏，從秦末陳勝吳廣揭竿而起，到明末李自成、張獻忠率領農民軍席卷全國，皆以反抗剝削為旗幟。毛澤東1939年12月撰寫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在分析中國古代農民起義時說：“每一次較大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的結果，都打擊了當時的封建統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只是由于當時還沒有新的生產力和新的生產關系，沒有新的階級力量，沒有先進的政黨，使當時的農民革命總是陷于失敗，總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貴族利用了去，當作他們改朝換代的工具。”事實也確實如此，這些農民起義，最終都因缺乏先進思想引領和堅強組織領導，或被殘酷鎮壓，或因自身腐化變質，始終未能撼動封建剝削的根本，最多只是完成改朝換代，換一批剝削者上臺，廣大勞動人民依舊深陷苦難深淵。

到了晚清，封建統治早已腐朽不堪，地主階級愈發墮落，除沿用傳統剝削手段外，還與腐朽官僚相互勾結，克扣賑糧、倒賣官糧，進一步激化了社會矛盾。彼時的中國，如同一艘千瘡百孔的巨輪，在世界浪潮中搖搖欲墜，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悄然叩開中國國門，將中國強行拖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淵，勞動人民的苦難也隨之進入更為黑暗的階段。這也印證了毛澤東同志的判斷：沒有先進階級的領導，沒有徹底的革命，廣大人民就永遠無法擺脫被剝削、被壓迫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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