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語權屬于國家軟實力，對內是指引領社會輿論、塑造良好社會生態的能力，對外是指捍衛國家文化主權、維護國家核心利益、塑造國際輿論的能力。權力是有邊界的，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這就是邊界意識；不在其位而謀其政，這就是越界；在其位而不謀其政，這就是缺位。話語權力也有邊界，西方話語是對西方特殊性的揭示，是西方經驗的理論提升和表達。亨廷頓曾明確指出：“西方文明的價值不在于它是普遍的，而在于它是獨特的。”

但是，現在之所以出現西方中心論、歷史終結論、普世價值論，把西方地域性的經驗上升為普世性的法則，把民族性的知識上升為世界性的知識，以西方經驗為遵循，以西方標準為尺度，以西方是非為圭臬，就是因為西方話語缺乏邊界意識，從它的邊界之內越界走向邊界之外。

話語越界是常態，話語天生具有越界的本能、擴張的沖動。話語越界是多方面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它源于西方的宗教使命——傳播“福音”的世界使命，源于文明優越的傲慢立場，也是服務于利益擴張的需要。美國前總統克林頓曾經直言不諱地說，我們要開辟一個新的戰場，其目標是讓西方的價值觀統治世界，實現思想的征服。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承認，“美國深信自己國內的原則放之四海而皆準，實施這些原則對他國有益無害。美國的對外交往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外交政策，而是傳播價值觀的工程。它認為其他所有民族都渴望照搬美國的價值觀”。美國商務部前高級官員羅斯科普赤裸裸地宣稱：“如果世界趨向一種共同的語言，它應該是英語；如果世界趨向共同的電信、安全和質量標準，那么它們應該是美國的標準：如果世界正在由電視、廣播和音樂聯系在一起，節目應該是美國的；如果共同的價值觀正在形成，他們應該是符合美國人意愿的價值觀。”上述論調完全反映了當今國際政治的現實，美國東方學家薩義德指出，“帝國主義”一詞的內涵遠非是“領土的擴張”“軍事的侵略”這么簡單，更重要的是包括“文化的改造”“社會的重建”“標準的統一”，即世界的同質化。人類有辦法解決行政權力的越界，但對于如何約束話語權力的越界，世界各國似乎沒有特別有效的措施，人類迄今尚未發明一套捍衛文化主權、抵制文化侵略、約束話語越界的治本之策。

話語越界，歸根結底是資本驅動的結果。馬克思曾批判說，資產階級到處推行所謂文明制度，試圖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力圖“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于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于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于西方”。但是，馬克思也指出，資產階級極度偽善、野蠻、卑鄙，他們的目的不是為了將野蠻民族納入文明世界中來，他們的行動“完全是受極卑鄙的利益所驅使”，他們用“最卑鄙的手段——偷盜、強制、欺詐、背信——毀壞了古老的沒有階級的氏族社會，把它引向崩潰”。地理大發現以來特別是第一次工業革命以來，西方資本主義帝國仰仗經濟成功帶來的物質力量，憑借資本注入的強勁動力，攜著勝利者的余威走向世界，所向披靡，西方的地域性話語第一次披上了普世主義的面紗，成功跨越了地理的邊界、民族的界線、宗教的鴻溝、語言的障礙，膨脹為世界性的交往理性和文明規則，人類社會第一次出現了世界史意義上的強勢話語。美國左翼學者彼得拉斯指出：“美國文化帝國主義有兩個主要目標，一個是經濟的，一個是政治的。經濟上要為其文化商品攫取市場，政治上則是要通過改造大眾意識來建立霸權。”在這里，彼得拉斯揭示了話語霸權的雙重邏輯，即資本邏輯和政治邏輯，資本邏輯占主導地位，是首要的邏輯，政治邏輯服從和服務于資本邏輯。

反對西方中心主義、文化帝國主義、西方文化殖民、話語霸權，既是21世紀全人類面臨的共同難題，也是關乎世界知識體系和話語體系重構的正義事業。亨廷頓盡管骨子里是地道的西方中心論者，但他顯然也看到了文明擴張、話語越界的不合理性、非正義性和危險性。他說：“西方文化的普世觀念遇到了三個問題：它是錯誤的；它是不道德的；它是危險的。”說它是錯誤的，因為它背離了文化多樣性的現實；說它是不道德的，因為它意圖按照自己的模樣塑造非西方世界，用一套單一的話語解釋全人類的故事，將自己的意志強加于人；說它是危險的，因為它有可能導致不同文明間的沖突甚至戰爭，最終傷及全人類的利益，西方國家也難以獨善其身。21世紀不終結西方話語霸權，就不可能推進全球知識體系和話語體系的重構，就不可能走向全球正義的世界新秩序。（來源：北京日報2021-07-19。作者：陳曙光，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